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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林语堂:一个学校的好坏,取决于图书馆  

2008-01-21 08:37:00|  分类: 图情相关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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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林语堂从闽南小山村出来,在北京厦门教书,在上海开办杂志,在美国和欧洲做学问,著书立说。这些,都得益于图书馆。他说:一个学校的好坏,取决于图书馆的大小。又说:“图书馆是神秘的丛林每个探险者就是林间的小猴,为了寻找合适的坚果,从一棵树跳到另一裸树,畅饮潺潺的泛流,品味果实的甜美。”

二、少年时求知于厦门寻源学院时,能使他稍有兴趣的,就是学校图书馆,虽然庋藏的多是宗教书籍,但毕竟聚集了方方面面的宗教知识,常令他流连忘返。

三、1912年9月,十八岁的林语堂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。“十八来沪人约翰,心好英文弃经书”。当时圣约翰大学图书馆规模不大,仅庋藏五千册图书,其中三分之一还是英文宗教书籍,但对于初出茅庐的林语堂来说却是大开眼界了,他除了听课、完成作业,其余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。在校的几年,他把所有的书都读了,并且也像培根所说的,有的书是浏览,有的书翻翻,但更多的却是细读精读,反复地读。若干年后,当林语堂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,还能举出颇有印象的几部书:达尔文《进化论》、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《宇宙之谜》《生物创造史》和张伯伦《十九世纪的基础》等书。1916年,林语堂大学毕业。虽然他对大学正规课堂教学不满,认为学得知识不多,但大学图书馆却不错。1931年10月,当他应邀回母校讲《读书的艺术》,介绍自己20年读书治学经验,在说到图书馆功能时就说:“假定你们进了这十万元书籍的图书馆,依我的方法,随兴之所至去看书成效如何呢?有人要疑心,没有教员的指导,必定是不得要领,杂乱无章,涉猎不精,不求甚解。这自然是一种极端的假定,但是成绩还是比现在的大学教育好。关于指导,自有现成指导书及种种书目。如此读了两年可以抵过在大学上课四年。”

四、1919年,林语堂漂洋过海,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。哈佛大学对林语堂的吸引力并不仅是美丽的校舍教授,更是那拥有几百万册图书的卫德诺图书馆。林语堂夫妇开始选择借住的波士顿赫水街51号,就在图书馆后墙。太太向他介绍:这家图书馆的藏书,如果一本一本的连接起来,可以有长,令林语堂神往不已。后来他写叙事诗,还特别抒发情愫:“出洋哈佛攻文学,为说图书三里许。” 他只是在图书馆读书、选书,说:“这个世界,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,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。”还多次颇有体会的对朋友说:“我对过去在学校读书总感到不甚满意,但也弄不清所以然,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,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,我所损失的是什么。”

五、1922年,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这家大学中国研究所图书馆所庋藏的汉文书籍特别丰富。林语堂因为学比较语言学,对东西文化作广阔的研究,补上了过去欠缺的中国传统文化,日后他多次涉及中国训沽大师高邮王念孙父子和顾炎武等的考据学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,这些典籍为他打下牢固的国学基础。后来他为长篇小说起名为《京华烟云》,其妥帖恰到,画龙点睛,也与此有关。 学无止境。林语堂读汉字书多了,有时竟还以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藏书不足,又多次向柏林大学图书馆邮借所需图书,如《汉学师承记》《皇清经解》《皇清经解续编》和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等大部线装书,填补自己研究的空白。1934年,他在返国于长江航船上忆起此事时,感慨系之,于所作《四十叙事诗》里,就有“复知四库有提要,经解借自柏林都”等诗句。

六、林语堂从海外几个大学的图书馆读书生涯中,收益匪浅。以致后来他再三提倡:自由地读书。还把他在图书馆自由读书与课堂听课进行比较,以说明图书馆读书的优点:听课时许多东西都是自己知道的,有的又毫无用处,但你又不得不听;而读书可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,自己不喜欢的完全可以抛弃一边:听课即使有精彩之处也很快就过去了,你无法笔录下来,以便有空时细细品味;读书则不然,有妙处可以停下来,尽心尽意地咀嚼、听课是被迫的,老师常常是一脸肃然,而学生也要正襟危坐,痛苦多而快乐少。读书正相反,可寻找自己喜爱的作者,与自己相似的灵魂对话,何况姿势可以随意,愉快多矣。

七、因为年轻时得益于图书馆甚多,日后当女儿林太乙自中学毕业要进大学时,他说:进大学还不如进图书馆有收益。还说:人文学科不进大学,完全能自学成才,你不要上大学,先人社会做事,学做人的道理。女儿说:“爷爷拉下脸才供你上了大学,而现在有条件不费吹灰之力入学,怎么能不上大学?”林语堂说:手持一部字典,什么知识都有了,任何学问都可以在图书馆自修。又说:耶鲁大学缺中文教员,我们可以去试试嘛。林太乙更还惊诧:“大学生做不了,却去做大学生的教师?”林语堂说:学生的中文程度很低,要是国语发音准确,懂点汉语语法,懂拼音,就够了。林太乙十八岁果然当上了耶鲁大学中文教员,也因经常在图书馆自修,博览群书,知识面广,日后还当土了发行全球的美国《读者文摘》(中文版)总编辑。

八、早在1916年后,林语堂在北京清华学校(1929年后改大学)教英文时,面对人文课程需要,常赴琉璃厂寻访古旧书籍,由此懂得些版本常识和目录索引的重要。自1917年5月后,陆续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《汉字索引制作说明》《论“汉字索引制”及西洋文学》,又在《图书馆学季刊》创刊号发表长篇论文《图书索引之——新法》。主要采取“首笔点划作上下形检字法”为了使它能有推广,还请蔡元培和钱玄同分别作了序和跋,由此发展对目录学的兴趣。当在德国莱比锡读书时,凡有所读之书皆写提要,从而引起“以短短几行字介绍某题目该读什么书”的设计,就此协助大学图书馆编了一册“好读物”索引,作为图书馆作者人门的钥匙。这份目录,备受欢迎。林语堂开始对目录索引进行研究。1924年竟然创制了别树一帜的“汉字号码索引法”,提出“首末笔画在字之外围,不可跟字母笔顺入于中部’,并认定“凡一字必有四个号码以定其位置。”同年,又在《中国图书馆协会专刊》刊登创制的“国音新韵检字”。见于他对目录索引的创意和贡献,未满而立之年的林语堂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协会索引委员会会长。

林语堂(1895.10.3~1976.3.26),福建龙溪人,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、哈佛大学、莱比锡大学,曾任教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。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代理图书馆主任。

摘自:http://news.xmulib.org/2007/11/post_13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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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语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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